汉堡分队

尽管本拉登、Atef和KSM最初的思路是用现有的基地成员去执行飞机行动，但是1999年底来到坎大哈的四名来自德国的、对圣战充满向往的圣战分子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选择。和其它行动候选人一样，汉堡小组成员充满着反美热情，但是却有着巨大的优势：英语熟练，对西方生活非常熟悉，因为组内的每个人在德国都生活了若干年。不出意外，Mohamed Atta，Ramzi Binalshibh，Marwan al Shehhi和Ziad Jarrah都将成为911阴谋中的关键成员。

Mohamed Atta

Mohamed Atta于1968年9月1日出生于埃及的Kafr el Sheikh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律师。Atta在1990年毕业于开罗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士学位，并在开罗作为城市规划人员工作了几年。1991年秋天，他请求他在开罗见过的一个德国家庭帮助他到德国继续其血液。他们建议他去汉堡并邀请他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和他们住在一起。在修完德语学业后，Atta于1992年7月第一次旅行前往德国。他在斯图加特简短的停留了一下，并于1992年秋天来到汉堡和他的寄宿家庭生活在一起。他登记进入汉堡大学后，立即转学到Hamburg-Harpag科技大学就读城市工程和规划专业。他在那里作为学生的身份登记一直持续到1999年秋。看上去他非常认真的对待着他的学业（至少和他的圣战朋友相比是如此），事实上在他前往阿富汗前不久他获得了学位。在学校里，Atta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聪明，相当可爱，德语说的十分流利。

Atta来到德国后，看起来他是信教的，但并不狂热。当然，这是会变的，特别是他坚持自己领导身份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按照Binalshibh的说法，早在1995年，Atta就尝试在汉堡组织一个穆斯林学生协会。1997年秋，他参加了位于汉堡Quds清真寺的一个工作组。这个组的目的是沟通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差异。不过Atta是个糟糕的沟通者，因为他的个性越来越伤人，也越来越独断。不过，在那些与他有着同样信仰的人群中，Atta成为引人注目的决策者。这段时间里Atta的朋友都认为他有魅力，聪明，有说服力，不过对异议不够宽容。

在和别的学生的交流中，Atta以恶狠狠地姿态表达了他的反犹太和反美主张。他诅咒他所称为的全球犹太人运动，它以纽约为中心，并且他认为它控制了全球的金融和媒体；他对阿拉伯世界的政府也提出了抗辩。在他看来，萨达姆·侯赛因不过是美国人的傀儡，美国人设立这个傀儡无非是给华盛顿一个借口来插手中东事务。在他的圈子里，Atta鼓吹着暴力的圣战。据说他要求某人解散小组，如果他“准备好为其信仰作战”的话，而当此人拒绝后，又以此人太软弱从而无法胜任圣战而将其开除。1998年他回到埃及探亲，并和一位大学朋友碰面。据这位朋友所说，Atta改变了许多：他留起了胡子，而且那时他“显然接受了基要主义”。

Ramzi Binalshibh

Ramzi Binalshibh于1972年5月1日出生于也门的Ghayl Bawazir。关于他的家庭和早年生活背景没有什么突出的。也门一位认识Binalshibh的人这样描述他：“他信教，但不是太信教”。1987年到1995年，Binalshibh在也门国际银行担任文员一职。他第一次尝试离开也门是在1995年，他去申请美国签证。他的申请被拒后，他来到德国寻求政治避难。他用的名字是Ramzi Omar，并声称是苏丹公民申请避难。他的避难申请还在进行处理时，他住在汉堡，并和那里若干个清真寺的人员有来往。1997年，他的避难申请被拒绝后，Binalshibh回到也门的家。但是很快他用真名回到了德国，这次的身份是汉堡的一个学生。Binalshibh一直有学业上的问题，考试通不过，还逃课。他在1998年9月被一所学校除名。

据Binalshibh所说，他和Atta第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汉堡的某个清真寺里。两人成为密友，并以他们相近的极端分子观点而相互认同。和Atta一样，在90年代末，Binalshibh也指责他所认为的“犹太世界阴谋”。他声称，每个穆斯林的最高责任是进行圣战，而最高的荣誉是为圣战捐躯。不过，即使他做出了那些言语，Binalshibh要比严峻的Atta显得更亲善一些。他在圈内被认为好交际，外向，有礼貌，有冒险精神。

1998年，Binalshibh和Atta开始共享位于汉堡Harburg区的一个公寓，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来自阿联酋的年轻学生，Marwan al Shehhi。

Marwan al Shehhi

Marwan al Shehhi于1978年5月9日出生于阿联酋的Ras al Khaimah。他的父亲死于1997年，生前是当地清真寺的领头祈祷者。1995年，Shehhi从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王国军队并接受了半年的基本训练，然后获得了军队奖学金，从而可以资助他继续在德国进行学习。

Shehhi第一次来到德国是1996年4月。他在波恩和另外三个同样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共住一个公寓三个月后，他搬进了一个德国家庭并住了几个月，然后他住进了自己的公寓。在此期间，他非常虔诚，一天要祷告五次。朋友们回忆起他时，认为他很快乐，是个“常人”，穿着西方的服饰，偶尔会租车去柏林、法国和荷兰进行旅行。

作为学生，Shehhi说不上成功。他完成其德语课程后，他入学波恩大学进行技术、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学习。1997年6月，他以需要处理他祖国的一些未特别指明的“问题”为由，申请暂时休学。尽管学校拒绝他的请求，他还是走了，其结果是被强制重新进行他第一学期的课程。这段时间除了他学业上的困境，Shehhi也显得在履行他的信仰时变得越来越极端。例如，他特别讨厌用酒精烹饪或者提供酒的餐厅。1997年末，他申请允许他在汉堡完成他的学业工作，这个请求显然是受到他要和Atta和Binalshibh在一起的想法。这三个人第一次碰面他们时在何时，当时情形如何，我们并不清楚。Shehhi于1998年初来到汉堡时，他们似乎已经认识了。Atta和Binalshibh于4月搬到他的公寓中。

来到汉堡对Shehhi的学业进展没有什么帮助。他的在阿联酋大使馆的奖学金计划督导员要求他在1998年8月重复进行他的第二学期课程，但要他回到波恩。不过Shehhi一开始是无视这个指示的，他并未重新进入波恩大学。直到下年的一月，才在那里勉强通过了他的课程。到1999年7月底，他回到汉堡，申请进入技术大学学习造船。值得注意的是，他和Atta和Binalshibh又住在了一起。他们住在Marienstrasse 54号的一个公寓里。

Shehhi和Atta、Binalshibh搬到一起后，他向伊斯兰基要主义的转变就越来越明显。一位阿联酋的学生来到汉堡并访问了Shehhi后注意到Shehhi不再向以前那样过着舒服的生活。Shehhi如今和室友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没有电视，衣着也很便宜。他问Shehhi为什么生活的这么简朴，他的回答是他所生活的方式正是先知所生活的方式。类似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和Atta从来不笑时，Shehhi反击道：“巴勒斯坦每天都有人死去，你怎么笑的出来？”

Ziad Jarrah

Ziad Jarrah于1975年5月11日出生于黎巴嫩的Mazraa，家庭富裕，上的是私立、基督教学校。和Atta、Binalshibh和Shehhi一样，Jarrah向往在德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1996年4月，他和他的一个表弟报名入学德国东北部Greifswald的一所专科学校。Jarrah在那里认识了Aysel Senguen。她是一位土耳其移民的女儿，正准备学习牙医。

即使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也很难想象Jarrah会有可能成为一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候选人。他最初来到德国时根本没有任何狂热信仰方面的表现，那时他以能在贝鲁特找到最好的迪斯科和海滩闻名，而在Greifswald，他也以参与学生聚会、啜饮啤酒出名。尽管在Greifswald时，他还是和他表弟共住一个公寓，Jarrah更多是呆在Senguen的公寓里。不过在911之后，德国政府调查了一些目击者，他们回忆起早在1996年底，Jarrah开始显示出狂热主义的迹象。从黎巴嫩探亲回来后，Jarrah开始根据古兰经进行一种更严格的生活。他阅读以阿拉伯文写成的关于圣战的小册子，和朋友们讨论时固守着圣战的主题，承认对他之前生活的不满，并表达了不能对世界“听之任之”的愿望。

1997年9月，Jarrah突然改变了他学习的兴趣，不再是牙医而是到汉堡Harburg大学学习飞机工程。对这一决定的动机，我们还不清楚。他对Senguen的解释是，他从小时候开始玩飞机模型起就对航空感兴趣。这个理由听起来很虚伪。不管怎样，此时的Jarrah应该已经有了和在汉堡的人的联络，其中的某些人可能对鼓励他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起了作用。

那年秋天他来到汉堡后，他周末回到Greifswald去看Senguen，直到她于一年后搬到德国城市波鸿入学了一家牙医学校。与此同时，他逐渐更频繁的讨论信仰，而他对Senguen的访问却越来越少。他开始指责她没有足够的信仰，而穿着也太暴露。他蓄起了满脸的胡子，并开始有规律的祷告。他不肯讲她介绍给他汉堡的朋友，因为——如他对她所说——他们是有信仰的穆斯林，而她拒绝变得更体面使他蒙羞。1999年的某时，Jarrah告诉Senguen，他正计划发起一次圣战，因为为安拉而死的荣耀是至高无上的。虽然Jarrah的转变引发了数次争吵，但每次他们的分手最终都以和解告终。

成立一个单元

Jarrah在汉堡的生活起居是连续的，但是他显然从未和他未来的同谋者们住在一起过。我们还不清楚他在何时、又是如何成为Atta圈子里的成员的。他和Binalshibh在汉堡的Quds清真寺见面后对后者非常友好，1997年末开始Jarrah时常会去那里。这个清真寺中的膜拜者中有一位直言无讳而又辞藻华丽的人特别突出，他叫Mohammed Haydar Zammar。他在穆斯林社区内赫赫有名（90年代末他在德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中也是如此），他参加过阿富汗的战争并热衷于抓住任何机会来宣扬圣战的美德。说实话，确实有一个证人作证说他听到Zammar催促Binalshibh去完成他发起圣战的责任。另外，在911之后，据说Zammar认为在影响Binalshibh和其它汉堡小组成员方面，他是起了作用的。1998年，Zammar鼓励他们参与圣战，甚至说服他们去了阿富汗。

出于Zammar的劝说或者来自别的什么地方的鼓动，Atta、Binalshibh、Shehhi和Jarrah最终准备就绪，要将他们的极端主义理念付诸行动了。到1999年末，他们已经准备放弃他们在德国的学生生活而转向暴力圣战。他们转向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后阶段没有完全逃过他们周围的人的注意。这四个人成为一个激进穆斯林分子小组的核心成员，经常在他们的Marienstrasse公寓里召开会议，讨论极端反美的话题。他们每周聚会3到4次，这个小组几乎成为某种“宗派”，而根据一位与会者的描述，其中的成员只和另外的成员进行沟通。Atta的房租支票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公寓已经被认为是小组的中心，他在上面会写上“Dar el Ansar”，意思是“追随者之家”。

除了Atta、Binalshibh、Shehhi和Jarrah，小组中还有其他的极端分子。其中某些人也参加了基地的训练营，而在某种情况下，将帮助911劫机分子实施他们的计划：

Said Bahaji，一位摩洛哥移民的后裔，是小组中唯一的德国公民。Bahaji在摩洛哥接受教育，他回到德国在汉堡Harburg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他在德国军队中服役5个月，因健康原因而退役。1998年11月到1999年7月间，他和Atta、Binalshibh一起住在Marienstrasse 54号达八个月之久。尽管对他的描述是一个不安全的追随者，没有个性，对伊斯兰的了解也极为有限，他还是公开承认他已准备好参与暴力行动。Atta和Binalshibh用Bahaji的电脑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911之后德国警方搜查中发现的文档和磁盘证明了这一点。

Zakariya Essabar，一位摩洛哥公民，1997年2月来到德国，1998年来到汉堡学习内科。来到汉堡后不久，Essabar通过一个土耳其清真寺结识了Binalshibh和其它人。也许是在1999年，Essabar很突然的就转向极端主义。据说他用物质力量迫使一位熟人变得更加信教，他蓄起了胡子，迫使他的妻子转而信仰伊斯兰教。据说Essabar的父母一直尝试让他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成功。就在911袭击前不久，他来到阿富汗向基地的领导人通报了袭击的日期。

Mounir el Motassadeq，另一位摩洛哥人，于1993年来到德国，两年后来到汉堡在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一位证人回忆起他的时候说，Motassadeq会杀死他自己一家人，如果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这么做的话。Motassadeq的一位室友记得他称希特勒为一个“好人”并组织包括本拉登演讲在内的观影活动。Motassadeq在1999年末帮助汉堡小组秘密前往阿富汗。

Abdelghani Mzoudi，另一位摩洛哥人，完成了物理和化学的大学课程后于1993年夏来到德国。Mzoudi先后在多特蒙德、波鸿和Muenster学习，然后在1995年来到汉堡。Mzoudi将自己描述为在摩洛哥家中时是一个不那么坚定的穆斯林，而回到汉堡后却更加虔诚。1996年4月，Mzoudi和Motassadeq见证了Atta的愿望的实施。

在1999年，Atta和他的小组变得更加极端和隐蔽，他们用阿拉伯语交流以隐藏他们的对话内容。1999年末，四位汉堡单元的核心成员离开德国前往阿富汗的时候，他们应该还不知晓飞机行动。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证据将他们和基地联系在一起。不过目击者证实，他们的宣告反应了充分的可能性，他们会采取一些针对美国的行动。简而言之，他们符合本拉登、Atef和KSM的期望。

前往阿富汗

已有的证据表明，在1999年，Atta、Binalshibh、Shehhi和Jarrah决定到车臣参战对抗俄罗斯。据Binalshibh所说，在德国坐火车时的一次偶遇促使小组改为前往阿富汗。一个名叫Khalid al Masri的人与Binalshibh和Shehhi接触——Binalshibh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两人是蓄着胡子的阿拉伯人——并展开了关于车臣圣战的谈话。稍后他们联络了Masri并表示有兴趣前往车臣，后者让他们联络在德国杜伊斯堡的Abu Musab。Abu Musab实际上就是Mohamedou Ould Slahi，一名杰出的基地行动人员，即使在当时就已经为美国和德国的情报机构熟知——尽管两个政府都不确切的知道他在1999年末在德国开展行动。Binalshibh和Shehhi和他通话后，据说Slahi邀请这些有前途的应征者到杜伊斯堡去见他。

Binalshibh、Shehhi和Jarrah进行了这次旅行。他们到达后，Slahi向他们解释说，此时到车臣去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很多旅行者滞留在格鲁吉亚。他建议他们改为前往阿富汗，他们可以在那里接受圣战的培训，然后在继续前往车臣。Slahi指示他们获得巴基斯坦的签证然后再来找他，他会给他们更进一步的如何到达阿富汗的指示。尽管Atta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加入了另外三个人的计划。获得必需的签证后，他们接到Slahi最终的指示，如果到达卡拉奇，然后到Quetta，在那里他们要和一位塔利班办事处的Umar al Masri的人进行接触。

在Slahi的建议下，Atta和Jarrah于1999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离开汉堡前往卡拉奇。Shehhi差不多同时前往阿富汗，而Binalshibh是在大约两周后。Binalshibh还记得当他来到Quetta的塔利班办事处时，没有找到叫Umar al Masri的人。显然，这个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办事处的一群阿富汗人立即护送他来到了坎大哈。Binalshibh在那里见到了Atta和Jarrah。他们告诉他，他们已经向本拉登宣誓效忠，并催促他也这么做。他们还告诉他，Shehhi也已经宣誓效忠，并已经前往阿联酋开始准备行动。Binalshibh很快私下见到了本拉登，接受了这位基地领导人的邀请为其工作，并和他的汉堡同事一样宣誓效忠。Binalshibh宣称，到此时，他认为他是自愿参与一次殉教行动。

Atta、Jarrah和Binalshibh此时见到了Atef，后者告诉他们，他们要参加一次高度机密的行动。按照Binalshibh的说法，Atef指令他们三个回到德国并报名参加飞行训练。Atta被本拉登选定作为小组的领导，并和本拉登见了好几次以接受额外的指令，包括被批准的目标的初步列表：世贸中心，五角大楼以及国会大厦。这些新的应募者还得知，有一位叫做Rabia al Makki（即Nawaf al Hazmi）的人也会参与这次行动。

我们现在回头看来，Atta、Shehhi、Jarrah和Binalshibh成为911计划的核心成员的速度之快——而且Atta还被任命为行动的领导——是令人注目的。这些发生之时他们还没有见过KSM。于是，我们就很清楚了，在那时很大程度上是本拉登和Atef在负责该次行动。这些候选者被迅速选中——甚至没有在训练营或者行动中加以全面的考验——说明本拉登和Atef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最初的队伍Hazmi和Mihdhar所存在的缺陷。最初的911行动人员虽然都是老战士，但是他们还是缺乏新从德国招募的人员所拥有的那种技术能力和知识的完美组合。本拉登和Atef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就将汉堡小组分配到了可能是基地组织最野心勃勃的行动中。

本拉登和Atef同样很直接的认为Atta最合适成为行动的战术指挥官。这个关键的决定做的如此之快也也引起一些猜疑，即他们是否在早先的会面中就对Atta进行了测试？确切的说，Atta前几年所在何处的记录中的确有一些空白。其中之一就是1998年的2月和3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那时在德国，而我们也可以认为他那时在阿富汗。不过时至今日，KSM、Binalshibh或其他任何就911阴谋被审问的基地成员都声称Atta和其它汉堡小组成员在1999年末的旅行之前都没有去过阿富汗。

这四名汉堡小组核心成员在阿富汗的时候，他们在汉堡的同伙为他们处理事务从而可以为这次旅行保密。Motassadeq看起来是做的最多的。他终止了Shehhi的租房合同，并告诉房东Shehhi回到阿联酋处理家务，并用律师授权信从Shehhi的银行账户中付款。Motassadeq还帮助Jarrah在他不在的时候帮忙照顾Aysel Senguen。Said Bahaji为Atta和Binalshibh照料着类似的日常事务，帮助他们可以呆在国外而不会因他们的不在而引起注意。

准备行动

2000年初，Atta、Jarrah和Binalshibh回到了汉堡。Jarrah第一个到，是在2000年1月31日。据Binalshibh所说，他和Atta一起离开了坎大哈，然后先去了卡拉奇。他们在那里见到了KSM，后者给了他们在美国生活和安全方面的指导。Shehhi在回到阿联酋之前显然已经和KSM见过面了。Atta于2月末回到汉堡，Binalshibh随后也到了。Shehhi的先是旅行到了阿联酋，在那里他换了新的护照并取得了美国签证，然后到了沙特、巴林还有其他一个或几个地方。Shehhi于3月份左右也回到了德国。

离开阿富汗后，这些劫机者进行了显著的努力来避免表现出极端。一回到汉堡，他们就和很明确的极端分子（如Zammar）保持距离，避免不必要的来自官方的注意。他们改变了外表和行为。Atta穿起了西方服饰，剃掉了胡子，不再进入极端分子的清真寺。Jarrah也不再蓄满脸的胡子，而根据Senguen的回忆，他的举止和她最初预见他时比较接近了。而Shehhi于2000年1月还在阿联酋的时候，举行了已经推迟的婚礼庆典（他于1999年已经结婚了）。他的一位朋友很惊奇的发现，他剃掉了胡子，表现得和过去的那个他一样了。

不过，Jarrah为显得不那么极端的努力没有完全瞒过他在黎巴嫩的家人注意到他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担心他的狂热。Jarrah回到德国后不久，他的父亲请求Jarrah的一位表兄，也是他从小的玩伴进行说项。他表兄随之进行了努力，试图说服Jarrah离开“他正走着的路”，但是没有成功。不过Jarrah和其它劫机者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他和他的家人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络，并持续着他和Senguen亲密的关系。这些关联可能是他在进行这一计划时出现了一些犹豫，即使到了2001年也是如此。我们在第七章会再讨论。

离开阿富汗后，这四个人开始研究航空学校和飞行训练。2000年1月初，Ali Abdul Aziz Ali——他是KSM的侄子，住在阿联酋，在计划中将扮演一个重要的促进者的角色——用Shehhi的信用卡订购了一套波音747的飞行模拟软件和一套波音767的飞行机舱的录像带，还有机舱服务员教材。Ali将这些东西都寄往他的雇主的地址。Jarrah很快决定他不能接受德国的学校，他必须在美国学习飞行。Binalshibh也研究了欧洲的飞行学校，在荷兰他遇见了一位飞行学校的总监推荐了美国的飞行学校，因为在美国学校相对便宜，而且培训时间相对较短。

2000年3月，Atta以来自不同阿拉伯国家、在德国学习的一小群人的名义给31个不同的美国飞行学校写信，表示虽然之前都没有训练但是他们都很有兴趣在美国学习飞行。Atta要求提供培训的费用，是不是有可能的补助以及住宿方面的信息。

在寻求进入美国的签证之前，Atta、Shehhi和Jarrah领取了新的护照，他们每人都声称自己的护照丢了。他们大概是担心老护照上的巴基斯坦签证会引起他们曾到过阿富汗的怀疑。Shehhi于2000年1月18日获得了他的签证；Atta在5月18日；Jarrah在5月25日。但是Binalshibh的签证请求被拒，他之后连续三次的申请也被拒了。Binalshibh无法获得签证的结果表明，他是一种常见怀疑的牺牲品：来自也门的签证申请人，特别是在第三国申请的年轻人（Binalshibh最早是在柏林申请的）会加入在美国寻求工作的未登记的团体人群中去。在911之前，派发签证时，安全考虑不是主要的因素，除非申请人已经在恐怖分子监控名单中，但这四人谁都不在名单中。对Binalshibh企图移民到美国的担心阻止了他在第一线参加911袭击的机会。尽管Binalshibh被留在后方，但是他将为他的同谋们在海外提供关键的帮助。

我们再次看到，对旅行文件的需求支配着基地的计划。

旅行

我们现在已经很明显看到，象基地这样一个广泛的恐怖分子组织在进行计划时，旅行有多么重要。计划的发展中牵涉到多次国际旅行。行动需要旅行，基础的沟通和金钱的流动也需要旅行。如果电子通讯被认为不安全的话，基地更严重的依赖于信差。

KSM和Abu Zubaydah在为基地行动人员提供旅行方面的帮助上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另外，基地的安全委员会下有一个护照及宗主国事务办公室。办公室在坎大哈机场，并由Atef管理。委员会修改各类文件，包括护照、签证以及身份证等。

另外，某些基地成员被指定进行护照搜集整理的计划，以保证伪造文档有良好的流通渠道。在这方面，基地要求圣战分子在去往阿富汗前线时上交他们的护照。如果他们丧生了，他们的护照会被再生利用。作战任务训练课程教会行动人员如何伪造文件。一些特定的修改护照的方法，包括替换照片，消除或增加旅行戳，也会被传授。据说，展示如何“清理”签证的技术的手册在行动人员中得到流传。Mohamed Atta和Zakariya Essabar据说都接受过修改护照的培训。

所有这些培训的目的有两个：培养团体的能力来进行文件的伪造，让行动人员在现场能进行必要的改动。例如，很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沙特人经由巴基斯坦旅行到阿富汗，然后回到沙特时时候，他的护照上有了巴基斯坦的印戳，那护照会被没收。所以，行动人员要么消除从他们的护照上消除巴基斯坦的签证，要么经由伊朗，因为伊朗不在护照上直接加盖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