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斡旋

外交斡旋

8月导弹袭击之后，通过外交途径给塔利班施压不比军事行动更被看好。美国发给塔利班，同时也给苏丹一份正式的警告。警告称，如果两方继续为本拉登提供庇护，那么无论本拉登及其网络在什么地方，对美国人进行了任何袭击，两方都将为此承担直接责任。

有那么一段时间，8月的袭击看上去可能震动了塔利班，并让它开始考虑交出本拉登。8月22日，隐居中的Mullah Omar告诉一位国务院工作人员，袭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不过他又补充说他愿意和美国就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存在进行对话。塔利班代表团在伊斯兰堡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William Milam会面时提到，驱逐寻求庇护的人是和他们的文化相背的，但是还是问及如果本拉登被送往沙特的话，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

但是到了1998年9月，沙特使者Turki王子询问Mullah Omar是否会遵守他早期的诺言而驱逐本拉登时，后者的回答是“不”。双方开始互相攻讦，而Mullah Omar对沙特政府进行了谴责。然后利雅得终止了它和塔利班政权的外交关系。（世界上只有沙特、巴基斯坦和阿联酋三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皇储Abdullah王子于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时，将该情况告诉了克林顿总统和Gore副总统。他的陈述确证了美国政府另外独立获得的报告。

其它与沙特政府相关的努力集中在改善情报共享，允许美国特工审问关押在沙特的囚犯。1997年和1998年的合作历史是很紧张的。若干官员告诉我们，美国无法直接接触Madani al Tayyib，一位基地组织中重要的财务官员。Tayyib在1997年被沙特政府拘留。尽管美国官员不断提出这一问题，但沙特提供的信息很有限。1998年9月，副总统Gore在与皇储Abdullah王子会面时，先是感谢沙特政府的热诚，同时也重提旧话，要求允许美国直接接触Tayyib。美国从未获得这样的允许。

一个由NSC员工领导的恐怖分子财务工作小组于1998年11月要求CIA再次推进和Tayyib的接触，同时看看“是否可能进一步了解本拉登和沙特卓越人士（包括本拉登家族在内）间的联系”。其中一个成果是1999年和2000年的两次由NSC领头的对波斯湾国家的访问。在这些访问过程中，NSC、财政部和情报方面的代表和沙特官员进行了会话，并在稍后和本拉登家族成员就本拉登继承的财产进行了面谈。沙特和本拉登家族最终为这一特别的努力提供了帮助，而美国官员终于了解到本拉登资助基地组织的资金不是来自他继承的财产。但是Clarke还是觉得很丧气，因为CIA知道的太少了。他对Berger抱怨说，“我们最初要求CIA跟踪本拉登的财务”后的四年，CIA本拉登单元创建后的两年，而CIA竟然说它只能猜测本拉登给予恐怖团队多少资助，猜测他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哪里，猜测他是如何转移资金的。

另一个在阿富汗境内抓到本拉登的外交途径是通过伊斯兰堡。大使馆爆炸前的那年夏天，国务院强烈的关注于印巴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并没有就阿富汗和本拉登问题向巴基斯坦发起咄咄逼人的盘问。但是国务院反恐官员想要一个更强硬的姿态。国务院反恐代理协调员建议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将巴基斯坦认定为恐怖主义的后台支持者。其依据是，尽管得到了巴基斯坦高层的保证，但是该国军事情报部门不断“采取行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支持对克什米尔地区平民目标的袭击。这一建议遭到国务院南亚局的反对，担心和巴基斯坦间因印巴两国于1998年5月进行的核试验而本来已经很敏感的关系被破坏殆尽。购物区奥尔布赖特在1998年8月5日否决了这个提案，此时离大使馆爆炸发生还有两天。她这样对我们说，总体来看，将巴基斯坦放入恐怖分子列表中会消除美国对该国的任何影响力。10月份，一位NSC反恐官员注意到巴基斯坦亲塔利班的军事情报局一直在某个被美国导弹袭击的营地中训练克什米尔圣战分子，而造成了巴基斯坦人的死亡。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往内罗毕，并将装有遇难美国公民尸体的灵柩带回国。她加强了部门对反恐的关注。按照Milam大使的说法，这两次爆炸是一个“宾馆的晨起唤醒电话”，他也很快发现自己花费45%到50%的时间研究塔利班-本拉登的卷宗。但是巴基斯坦军事情报部门ISID（部门间情报委员会，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是塔利班的主要保护人，这使得美国很难取得进展。

除了要求对塔利班施压交出本拉登，其它向巴基斯坦的施压对国务院大部分官员来说没吸引力。巴基斯坦因拥有核武器而受到美国国会的制裁，这也就使得政府不能向伊斯兰堡提供什么甜头。按照副国务卿Strobe Talbott的说法，华盛顿的巴基斯坦政策很“死硬”。Talbott认为最后还剩下的一棒子是进行更进一步的制裁，从而有可能导致巴基斯坦破产。但是那样做很危险，可能会带来“全面混乱”，因为该国装备有核武器，而且还有众多伊斯兰狂热份子。

沙特政府和巴基斯坦有着长久和亲密的关系，而且还以很慷慨的条件向巴基斯坦提供石油。它已经开始就塔利班和本拉登的事宜向Sharif施压。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这样总结说，1998年10月，沙特王储Abdullah王子访问了巴基斯坦，向这位巴基斯坦总理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国务院力促克林顿总统和巴基斯坦人进行接触。克林顿总统接受了这个建议，邀请Sharif访问华盛顿。双方大部分的讨论集中在印度，但是也谈到了本拉登。Sharif回国后，总统打电话给他，再次提起本拉登的话题。这一努力引出Sharif的承诺，即他会和塔利班谈一谈。

Mullah Omar的立场没有丝毫软化的迹象。有一份由NSC员工撰写的情报报告传到Berger手上，它引用本拉登的话，说Mullah Omar给了他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国家进行行动，只要求他不要为在巴基斯坦或者沙特发生的袭击而声明负责。报告描述中的本拉登一手拈须，声情并茂的说，“以安拉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美国人还会吃惊的。所谓的美国将遭受俄罗斯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国家也将垮台。”

在国务院中的争论于1998年12月后更激烈了。这时的反恐协调员是Michael Sheehan。他曾是特种部队的官员，奥尔布赖特担任联合国大使时为她工作，和Clarke一起担任过NSC员工。和Clarke一样痴迷于反恐，更会毫不犹豫的将枪口指向各地区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他重复着之前给予塔利班的警告，如果本拉登还被他们当做客人，还策划着更多的袭击，那么等待塔利班的将是可怕的后果——包括军事打击。在部门内，他认为应该将塔利班政权认定为资助恐怖主义的政府。要做到这点在技术上有难度，因为将其称为“政府”等同于外交上的承认，而美国一直不愿意这么做。Sheehan强烈要求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来对付塔利班。他告诉我们，他认为部门里都认为他是“老是一个腔调的Johnny疯子（one-note Johnny nutcase）”。

1999年初，国务院反恐办公室针对所有和阿富汗问题有牵扯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外交策略。策略列出了“胡萝卜”和“大棒”——其中，更将巴基斯坦列为对反恐不合作国家。奥尔布赖特说，最初的“胡萝卜和大棒”列在一张给首长们的确定清单中，但是不一定就按“纸上所描述”的应用。不过她补充道，它们以别的方式或者以不同的程度应用。但是清单的作者Sheehan大使很是泄气，并向我们抱怨说原始的计划“被掺了水，以至于当时就此无所作为”。

1999年5月，发现巴基斯坦军队渗入了克什米尔一块特别多山的地区，南亚局变得更加小心。印巴之间爆发了一场有限的战争，被委婉的称为“卡尔基尔危机”，印度试图将巴基斯坦军队赶走。国务院和NSC对巴基斯坦的耐心快要用完了。Bruce Riedel是NSC成员中负责巴基斯坦的，他向Berger写信道，伊斯兰堡“在两个方面表现的象是一个流氓国家：一方面是支持塔利班/本拉登的恐怖行动；另一方面是挑起和印度的战争。”

克林顿政府内就阿富汗的讨论于是集中在两个备选方案上。第一个由Riedel和副国务卿Karl Inderfurth提倡。它建议尝试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来结束阿富汗内战，并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第二个是Sheehan、Clarke和CIA偏好的，呼吁将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并最终向其主要对手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注入秘密援助。整个1999年都在这样来来回回的争论中度过。最终，争论纠结在是否争取北方联盟作为同盟以进行秘密行动。

还可能有另一个外交方案：培育阿富汗流亡组织作为一个可能的温和政府，替换塔利班。1999年年末，华盛顿提供了一些支持来和流亡阿富汗组织的领导人对话——其中包括被驱逐的、位于罗马的Zahir Shah国王和Hamid Karzai，讨论援助阿富汗境内的反塔利班力量，以及将北方联盟和普什图族加以连结。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稍后告诉我们，流亡团体还没有做好准备采取行动，而与居住在伯恩、罗马和塞浦路斯各地的那些倔强的团体的协调被证明是异常困难的事情。

由于对塔利班的抵抗感到很失望，两位高级国务院官员建议，要求沙特支付塔利班2亿5千万美金来交换本拉登。Clarke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不应该提供“这么一大笔钱给如此可恶的塔利班政权”，他还提出这个主意无论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是第一夫人Hillary Rodham Clinton都不会有吸引力，因为她们两人都批评过塔利班对妇女权利的践踏。这个建议看上去是悄悄的湮灭了。

国务院内，某些官员延缓着Sheehan和Clarke的催促，既没有认定在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为恐怖主义的政府后台，也没有认定该政权是一个外国恐怖分子组织（从而也回避了是否要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政府的问题）。Sheehan和Clarke在1999年7月获得了胜利。克林顿总统签发了总统令，宣布塔利班政权是恐怖主义的政府后台。10月，由美国提议并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追加了经济和旅游方面的制裁。

联合国的制裁将在11月份生效，Clarke给Berger写信道“看起来塔利班好像要搞点什么东西”。Mullah Omar重新整理了他的“衣橱”并暗示本拉登有可能离开。Clarke的职员认为他最可能去的地方是索马里；车臣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是其对手。Clarke提到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前曾讨论过要接待本拉登，尽管他和他的职员们认为本拉登是否会信任如Saddam Hussein或者Muammar Qadhafi这样的世俗的阿拉伯独裁者还是个问题。Clarke同时提出也门作为一个“极小的可能性”，因为也门提供了大片无人控制的地区。11月，CSG讨论了制裁是否让塔利班觉醒了的问题，后者看上去“在寻找一个不那么丢脸的方式来解决本拉登问题。”

事实上，任何外在的压力对Mullah Omar都没有产生任何可见的效果，他对和外界的商务没有任何兴趣。Omar和西方几乎没有任何外交接触，因为他拒绝接见非穆斯林。美国在1999年底得知塔利班部长委员会一致重申他们的政权将追随本拉登。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比较紧张，但是根基非常深而且很私人。事实上，Mullah Omar处死了至少一个下属，就因为后者反对他的亲本拉登的政策。

在2000年，美国尝试更严厉的制裁。和俄罗斯一起（该国正展开与车臣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而后者接受了本拉登的支助），美国于2000年12月说服联合国通过了1333号安理会决议（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33），包括对塔利班的武器禁运令。决议的目标是打击塔利班最敏感的地方：在和北方联盟战斗的战场上，以及将给予他们武器和提供军事“参谋”定为犯罪——巴基斯坦一直以来都这么做。然而，决议的通过对Omar还是没有任何可见的效果，也没有阻止巴基斯坦对塔利班军事援助的进行。

美国政府持续尝试着从巴基斯坦获得合作，来迫使塔利班停止位本拉登提供庇护。克林顿总统于1999年6月再次联络Sharif，一方面是讨论与印度的危机，但也“以我所能的最强方式”要求Sharif说服塔利班驱逐本拉登。总统建议巴基斯坦使用它对塔利班石油供给的控制，以及对阿富汗通过卡拉奇进口的控制。Sharif反过来建议说巴基斯坦武装可以尝试亲自抓捕本拉登。尽管在华盛顿没有人认为这个措施会执行，克林顿总统还是对这个主意表示祝福。

总统在华盛顿会见Sharif是在7月初。尽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巴基斯坦总理的决定从克什米尔的Kargil冲突中退出，克林顿总统还是对巴基斯坦没能采取有效的行动针对塔利班和本拉登表示了抱怨。Sharif回到他早期的提案，并获得美国的批准来训练一个巴基斯坦特种部队来执行针对本拉登的行动。之后，1999年10月，Sharif被Pervez Musharraf将军免职，计划也终止了。

最初，克林顿政府希望Musharraf的行动能营造出一个开口而开展对本拉登的行动。作为一个职业军官，Musharraf被认为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对抗并影响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军事情报部门。Berger的推测是，新政府可能利用本拉登来从华盛顿获得让步，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采取主动。

1999年后期，大使馆爆炸一年多以后，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努力，和针对塔利班的努力一样——按照副国务卿Thomas Pickering的说法——“收获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