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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线索：Mihdhar，Moussaoui和KSM
第6章中，我们讨论了情报部门是如何成功的侦查到飞机行动中的一些早期的旅行，找到了Khalid al Mihdhar的行踪，并认出了他，并且识别了他的旅行范围，他们应该可以认出（但是没有）他旅行的同伴：Nawaf al Hazmi，也认出了不那么容易识别的人物，如Khallad和Abu Bara。这些观察都发生在1999年12月到2000年1月间。这一线索在2001年1月丢失，但是没有人清楚的意识到丢失也没有做什么努力去重新捡起线索。CIA也没有将Mihdhar放入国务院的可疑恐怖分子观察名单，因而无论是使馆还是入境口岸在Mihdhar再次出现时都不会加以留意。
在2001年有四次机会，CIA，FBI或者这两者有明显的机会来重新关注Hazmi和Mihdhar的重要性，重启对他们的搜索。检查了这些情形后，我们会再讨论对Moussaoui案的处理以及有关Khalid Sheikh Mohammed的后来的一些线索。
2001年1月：认出Khallad
最初的线索在曼谷丢失的一年后，FBI和CIA正忙于调查科尔号的爆炸。他们得知被捕的一个阴谋者与一个称为“Khallad”的人之间的连接。他们还得知Khallad是本拉登的一个高级警卫人员并指导了爆炸（我们在第5章介绍了Khallad，并在第6章讨论了他在科尔号爆炸案中的角色）。
FBI在也门的调查小组的一位成员意识到，他之前听说过Khallad，来源是4个月前的FBI/CIA共同的线人。FBI探员从外国政府获得了一张照片，照片的人被认为指导了科尔号的爆炸。该线人看了照片，并确认相片中的那个人就是他说的那个Khallad。
2000年12月，基于某些和Khalid al Mihdhar相关的连接，CIA的本拉登单元怀疑Khallad和Khalid al Mihdhar可能是一个人。
CIA要求向那位认出Khallad的共同线人出示一张在吉隆坡拍摄的Mihdhar的监视照片。2001年1月，拍摄自吉隆坡会议的两张照片被出示给线人。一张已知是Mihdhar的照片，另一张上的人物当时未知。线人没有认出Mihdhar。但是他指出他有90%的把握另外一个是Khallad。
这意味着Khallad和Mihdhar是两个人。这也意味这Khallad和Mihdhar之间有关联，这就使得Mihdhar显得更可疑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CIA做了任何努力去重启放弃已久的对Mihdhar或者他旅行同伴的搜索。
另外，我们发现CIA没有将这一识别通知FBI。Tenet局长和Cofer Black在国会911联合质询会上作证说，FBI一开始就有该识别的获取。但是浏览了大量记录，包括那些对起草该证词的那位CIA人员不公开的文档后，我们得出结论，不是那么回事。FBI里负责科尔号的首席调查员在911之前都不知道Khallad曾经与Mihdhar还有其它人在吉隆坡。由于2000年1月时FBI不知道Mihdhar有美国签证，也就没有在国内开展搜索行动。由于他不知道Khallad和Mihdhar之间的关联，2001年1月时也没有去找他。
这个事件只是一个例子，表明即使双方都出于好意，日常信息交流中还是会出现缺口。消息来自FBI和CIA共同的线人，他几乎不会说英文，而他用的语言派往海外到场的FBI也听不懂。出于旅行和安全的考虑，和线人接触的时间不会很长。结果就是，CIA官员通常不会将问题和回答翻译给他的FBI同事和朋友。
如果问讯时没有同声翻译，那么在场FBI探员收到的是CIA分发给其他部门的关于此次问讯的报告的复印件，但是他无法获取CIA内部的行动报告（包含了更多细节）。就是在这个报告——FBI探员得不到的报告——里，出现了2001年对Khallad的验明正身。CIA官员记不起这次验明，也就说不出为什么没有和他在FBI的同事共享。他可能只是想不到这一新的身份验证有多么重要。
2000年6月，Mihdhar离开加州回到也门。有一种可能，如果在2001年1月，CIA重启对他的搜索，将他放入国务院的TIPOFF观察表，或者将信息提供给FBI，那么是有可能找到他的——不是在之前就是在他2001年6月再次申请新的签证的时候，要么就是在他7月4日回到美国的时候。
2001年春：再次在吉隆坡的搜索
到2001年5月，鉴于威胁报告数量的浪涌，CIA的一位向FBI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组进行汇报的官员很好奇袭击会在哪里发生。我们称他为约翰。在回忆关于Mihdhar和他同伙的吉隆坡之旅时，约翰搜索了CIA数据库中关于此次旅行的信息。5月15日，他和另一位CIA官员重新检查了自2000年初开始的一些线索，包括Mihdhar有美国签证，Hazmi在2000年1月15日到过洛杉矶等。
那位检查了这些线索的CIA官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约翰和一位CIA分析师——我们称之为戴夫——开展了大量的信息交流来分析这些线索到底意味着什么。约翰知道Khallad有多危险，在一段时期称他为“大面积杀手”。他的结论是“肯定有坏事要发生”。虽然在这些行动中其与美国的关联很明显，约翰没有努力去确定是不是这些人中有人在美国。他没有将这一可能性向他的FBI伙伴提出，他的焦点在马来西亚。
约翰将CIA描述为一个喜欢打“区域联防”的部门。他只关心南亚，而不是美国。他还说，反之，FBI喜欢“人盯人”。
CIA本拉登单元的内勤人员和一位从头到尾进行调查的FBI特工类似，他们没有“案子”的概念。因此，2000年1月在吉隆坡的会议的线索冷却后，内勤人员转而处理别的事情。等到2000年3月再次收到线报说其中的一个人飞到了洛杉矶，该案子的官员已经不再负责跟踪。尽管在2000年3月线报送达时，有几个本拉登单元的人阅读了，但是没有采取行动。
CIA的区域联防注重在“哪里”而不是“谁”。如果这些信息分享给了FBI，将CIA的区域联防和FBI的人盯人战术结合起来，可能更会有成果。
2001年6月：纽约的会议
约翰对吉隆坡会议的检查确实增加了一些信息交流，并引起一位FBI分析员——我们称她为简——的注意。简被分配进行FBI关于科尔号的调查。她知道有另一位恐怖分子Fahd al Quso涉及此次行动，而且他与2000年1月飞往曼谷，为了给Khallad提供经费。
简和CIA分析师戴夫在科尔号事件中共事。为了追寻Quso的踪迹，戴夫建议给纽约的FBI探员看一些照片，他们也在处理科尔号而且问讯了Quso。
约翰将三张摄于吉隆坡的监视照片给了简，让她给纽约的特工看。她被告知照片中的某个人叫做Khalid al Mihdhar。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拍这些照片，也不知道为什么吉隆坡之旅可能非常重要，她也未被告知有人在这些照片中已经认出了Khallad。简在情报报告数据库Intelink中进行了搜索，她找到了此次会议安排的原始NSA报告。由于CIA在追踪Mihdhar时并未分发相关报告，简没有从中提取关于Mihdhar有美国签证，以及Hazmi或Mihdhar到过美国的信息。
6月11日，简、戴夫和一位派到CIA本拉登单元的FBI分析师飞往纽约和那里的特工碰头讨论科尔号。简带着监视照片。在会议中的某个时候，她将照片给特工看，并问他们是否在其中认出Quso。特工问了很多照片的问题：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为什么要跟踪这些人？其它的照片又在哪里？
除了这些照片之外，关于此次会议简唯一知道的信息是她在Intelink里找到的NSA报告。但是这些报告都有一个警告：其内容不得向罪犯调查员透露，除非得到司法部情报政策和检查办公室的允许（OIPR，Office of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Review）。因此简得出结论，她不能将这些报告的信息传递给特工。这个决定意义重大，因为她未曾共享的重要情报将Mihdhar与中东的一个可疑的恐怖分子设施关联了起来。特工应该可以根据他们对大使馆爆炸案的调查关联到这个可疑的设施。这一个关联将使得他们对Mihdhar的兴趣提升。可悲的是，找到来源的特工却无法收获他们亲自工作的成果。
CIA分析师大夫对此次吉隆坡会议了解的略多一些。他知道Mihdhar有美国签证，而且他申请签证的资料表明他想来到纽约，而Hazmi已经到了洛杉矶，而且有消息将Mihdhar与Khallad联系在一起。会上没有人问及他的所知，而他也没有主动说出。他告诉我们，作为一名CIA分析师，他没有权利回答FBI提出的有关CIA信息的问题。简说她认为戴夫如果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会主动回答的。纽约的特工离开了会议，没有得到可能会使得他们开始寻找Mihdhar的消息。
Mihdhar是基地行动策划中薄弱的一环。他于2000年6月离开美国，KSM认识到这个错误会使整个计划受到威胁。为了继续行动，Mihdhar必须再次回到美国。和其它行动人员不同，Mihdhar不“干净”：他与圣战分子有联系。而就是这个关系使得美国官员对他开始注意。
不论如何，在本案中KSM的担心并未成为现实。Mihdhar在CIA-FBI纽约会议后的第二天拿到了新的美国签证。他于7月4日飞往纽约。没有人在找他。
2001年8月：开始搜索Mihdhar和Hazmi，并以失败告终
整个2001年的夏天约翰出于他的直觉而不是任何正式的任务分配，要求玛丽——一位派遣到CIA本拉登单元的FBI分析师再次重新审查所有吉隆坡的资料。她与简、戴夫都参加了那次纽约会议但是还没有亲自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约翰请求她在她空闲的时间做这样的研究。
7月24日，玛丽开始她的工作。就在那天，她发现了报告Mihdhar有美国签证的情报。一周后，她找到报告Mihdhar申请签证的情报——后来证明是他第一次的申请——表明纽约是他的目的地。8月21日，她找到了2000年3月的报告并“很有兴趣的注意到”Hazmi于2000年1月飞往洛杉矶。她立即注意到了这一信息的重要性。
玛丽和简历及和INS的一位代表在FBI总部见面。8月22日，INS告诉他们Mihdhar于2000年1月15日入境，再次入境是在2001年7月4日。简和玛丽还得知自从2000年1月后没有Hazmi出境的记录，他们假定他在2000年6月和Mihdhar一起离开了。他们认为如果Mihdhar还在美国，就应该找到他。
他们开始分工。玛丽要求本拉登单元起草一份电报要求将MIhdhar和Hazmi被放入TIPOFF观察名单。他们两人于8月24日被加入该名单。
简负责在境内的搜索工作。既然情报表明Mihdhar到了纽约，她为FBI纽约办公室起草了一份所谓的线索报告。线索将信息从FBI的一个部门传达到另一个并要求进行指定的行动。她打电话给纽约的一个特工，并向他进行了简报，但是她的线索知道8月24日才发出。她的邮件中告诉这位纽约特工她希望他尽快开始，但是她将该线索标记为“常规”——这表示接收方有30天的时间来响应。
收到这份线索的特工将其转给了他的小组长。同一天，这位主管将线索转给一位情报特工要求他立案。于是在“墙后”就有了一个特工使得FBI的信息不会被分享给刑事检察官。同时，他将其发送给调查科尔号的特工，以及另一个在马尼拉花费了大量时间寻找另一个Khalid：Khalid Sheikh Mohammad的特工。
调查希望的结果是找到Mihdhar，找到他的联系人并确定他逗留在美国的理由，有可能的话进行一次问讯。在发出线索前，简和派遣到FBI的CIA官员约翰进行了讨论。她还和FBI本拉登单元的代理头头进行了沟通。讨论似乎仅限于要将这次搜索定性为情报调查还是案件调查。似乎没有人就此案件通知FBI或者CIA中更高层次的管理层。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线索或者对这些恐怖分子的搜索在FBI总部的反恐部副主任以上级别得到充分讨论。
一位科尔案的特工读到了该线索并且产生了兴趣。他联络了简以获得更多信息。但是简认为由于该特工是一位“案件”FBI特工而不是情报特工，“墙”将组织他参与关于Mihdhar的任何搜索。事实上，她认为他必须销毁他得到的线索的拷贝，因为其中包含了NSA信息，而这些信息来自的报告中又有警告命令该信息不得共享，除非有OIPR的允许。特工要求简咨询FBI的国家安全法单元（NSLU，National Security Law Unit）的意见，是否他可以为Mihdhar立刑事案。
简发了一封邮件给这位科尔案的特工，解释到，根据NSLU的意见，该案件只能作为情报案立案，如果MIhdhar被找到，只有特定的情报特工可以进行、甚至出席任何问讯。看起来她似乎误读了适用于如此情形的那些复杂规则。
这位FBI特工生气地回复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总有一天会死人的——也不管有没有墙——公众将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加有效，还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抛向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NSLU到时能捍卫其立场，特别是由于我们目前最大的威胁UBL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简回复说，不是她创立了这些规则。她说这些规则都写在响应的手册里而且“由FISA法庭命令执行，每个FBI办公司，包括FBI NY都得遵守。”
很明显，所有人都被那些约定在情报渠道获得的信息如何共享和使用的规则搞糊涂了。由于Mihdhar因其可能与科尔号案件有关或者知晓该案件而被寻找，他可以在已有的科尔号刑事案下被调查、被跟踪。刑事特工没有必要设立新的案件来寻找Mihdhar。同时由于NSA允许这些该信息传达给刑事特工，他可以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来开展搜索。这一困惑的后果就是，刑事特工知道基地、有刑事调查手段的经验，包括找到嫌疑人和可能的罪名，却被排除在此次搜索之外。
这次的搜索委派了一位FBI特工进行，这是他的第一份反恐工作。由于线索是“常规”性质的，他有30天的时间来设立情报案件，进行未被明确指定的努力来找到Mihdhar。他在几天后开始了这个过程。他检查了纽约当地政府的犯罪记录和驾驶执照数据库，检查了列在Mihdhar入境表格中的那家旅店。最后，在9月11日，这位特工发给洛杉矶一个线索，因为Mihdhar最早在2000年1月抵达了洛杉矶。
我们坚信，如果投入更多资源，并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是有可能找到Mihdhar和Hazmi的。他们在美国用的是真名。当然，即使如此的搜查在8月23日线索第一次形成时就开始，调查人员既需要运气也需要能力才有可能在911之前找到他们。
很多FBI的证人认为，即使找到了Mihdhar，特工们也不能做什么，只能随着他上飞机。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Hazmi和Mihdhar都可能以违背移民法被拘留，或者作为科尔号的重要证人。调查他们、审讯他们，调查他们的旅行及财务活动，就有可能得到证据，关联到别的911计划的参与者。其实只要将他们监禁起来就可能使计划流产。但是，这个机会没有出现。
凤凰城备忘录
凤凰城备忘录由联合调查团及司法部监察主任彻底调查过。我们在这里简要的回顾一下。2001年7月，凤凰城地方办公室的一位FBI特工提交一份备忘录给总部和另外两位纽约地方办公室的国际恐怖分子小组的特工，指出“本拉登可能进行协调性的努力”将学生派遣到美国入学民航学校。这位特工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值得调查的大量个人”报名参加了亚利桑那中这样的学校。
这位特工向FBI总部提交了四个建议：准备一份民航学校的列表，和这些学校建立联系，和情报部门讨论他关于本拉登的见解，同时请求当局获得那些申请飞行学校的人的签证信息。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采纳。他的备忘录转发给一个地方办公室。FBI总部的本拉登单元负责人以及极端原教旨主义单元负责人都是收件人，但是他们在911之前甚至都没有去看这份备忘录。911之前没有一个总部的负责人看过这份备忘录，而纽约地方办公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备忘录的作者告诉我们，凤凰城备忘录不是关于自杀飞行的警告。他更主要的担心是类似泛美103航班那样的情形——即飞机上被放置了爆炸物。备忘录中提到航空飞行只是泛泛而论，包括航空动力学工程。如果该备忘录得以及时分发，它的建议得以立即行动，我们不相信它能揭露阴谋。但是，它极可能使得FBI更敏感、更严肃地去处理下一个月的Moussaoui事件。
Zacarias Moussaoui
2001年8月15日，明尼安纳波利斯的FBI地方办公室启动了对Zacarius Moussaoui的情报调查。第7章中提到他于2001年2月进入美国并在俄克拉荷马Norman的Airman Flight School学习飞行课程。8月13日他在明尼苏达Eagan的Pan Am International Flight Academy继续其训练。他没有任何进行泛美波音747飞行模拟器训练的常规资格。他说他不想成为一个商务飞行员，只是把训练作为“自我提升的过程”。Moussaoui很突出，因为他飞行方面的知识很少，却想学习如何“起飞和降落”波音747。
明尼安纳波利斯的探员很快得知Moussaoui有圣战信仰。而且Moussaoui的银行户头上有32,000美金却不能对这笔财富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他曾经去过巴基斯坦，但被问及在巴期间是否去过临近国家时变得非常激动（巴基斯坦是去往阿富汗训练营的常规路线）。他计划得到搏斗术的训练，还想买一台全球定位接收器。探员还注意到Moussaoui在被问及其宗教信仰时变得尤为激动。探员得出结论，Moussaoui是“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准备一些未来的行动以促进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目标”。他还相信Moussaoui的计划和他的飞行训练有关。
我们可以将Moussaoui看成是基地的一个错误，我们错过的一个机会。他显然是一个不可靠的行动人员并落入了FBI之手。第7章中我们看到，Moussaoui和Ramzi Binalshibh有联系并从他那里获得金钱。只要Moussaoui与基地关联上，很快就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牵涉到航班飞行的基地计划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之前从未被情报部门加以严肃的分析。
处理本案的FBI探员与明尼安纳波利斯联合恐怖主义任务小组的一位INS代表都怀疑Moussaoui可能正策划劫机。明尼安纳波利斯和FBI总部就Moussaoui是否应该被立即逮捕还是对他进行进一步监视以获得更多信息进行了讨论。由于不清楚是否应该抓捕Moussaoui，这位FBI探员决定最重要的是阻止Moussaoui获得更多的训练，以免他用来进行可能的袭击。
Moussaoui作为法国人，签证到期后他应被立即拘留。INS以违反入境条例而逮捕了Moussaoui。2001年8月17日签署了驱逐令。
明尼苏达的探员很担心位于明尼安纳波利斯的检察官办公室找不到足够的合理证据以获得司法令状去搜查Moussaoui的台式电脑。FBI总部的探员相信并没有足够合理的根据。于是明尼安纳波利斯根据海外情报监视法申请了一个特别令状去进行搜查。我们在第3章中讲过海外情报监视法（FISA）。
但是为了做到这点，FBI需要提供合理的证据证明Moussaoui是一个外国势力的特工，这个证明在申领司法令状时不需要，但却是申请FISA令状的法定要求。处理案件的探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讲Moussaoui与“外国势力”关联，于是他求助于国内和国外的资源。
这位探员的消息于8月18日发出，请求巴黎的FBI法务参事的帮助。Moussaoui也住过伦敦，因此这位探员也请求那里的法务参事的帮助。到8月24日，这位明尼安纳波利斯的探员还就此案接触了一位FBI调派人员和一位反恐中心的CIA司务员。
在巴黎的FBI法务参事在8月16日或者17日先接触了法国政府，那是在他和那位明尼安纳波利斯的探员通过话后不久。8月22日和8月27日，法国方面提供的信息将Moussaoui与车臣的一个叛军领导Ibn al Khattab关联。这一发现在明尼安纳波利斯地方办公室、FBI总部以及CIA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车臣叛军和Khattab是否与某个恐怖组织有足够的关联从而可以作为一个“外国势力”以符合FISA条文的要求。FBI总部认为这还不够，其国家安全法务单元拒绝提交FISA申请。
收到请求帮助的书面请求后，在伦敦的法务参事立即将其转发给他在英国政府中的伙伴，并于8月21日亲自提交了该要求。8月24日，CIA也发送了电报到巴黎和伦敦，提到“牵涉到可疑的747飞行训练的对象”并将Moussaoui描述为可能的“自杀劫机犯”。8月28日，CIA向英国政府的另外一个部门发送了信息要求。该通讯警告说Moussaoui可能将在8月底被驱逐到英国。他们在9月3日开会讨论更紧急的事项时，伦敦的FBI官员将此事只是和英国官员顺便一提。英国并未优先处理此事，因为还有好多其它与恐怖分子相关的调查要做。
9月4日，FBI发给CIA，FAA，海关，国务院以及特勤局一份电传，总结了关于Moussaoui的已知事实。它没有提到那位探员个人的见解，即Moussaoui计划劫持飞机。它包含了FAA的意见说，中东人来到美国参加飞行训练学校没有什么不正常。
尽管那位明尼安纳波利斯的探员从一开始就希望将Moussaoui的事告诉FAA，但是FBI总部命令明尼安纳波利斯，不能和FAA分享由该位探员准备的有关该案子的更完整的报告。明尼安纳波利斯主管将该探员派往当地的FAA办公室，他认为该探员去了之后可以填补FBI总部发出的电传里的空缺部分。FAA似乎没有采取任何响应的行动。
Moussaoui到底想干什么？对此，明尼安纳波利斯特工和FBI总部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在明尼安纳波利斯主管与一位总部探员的一次对话中，后者抱怨说明尼安纳波利斯的FISA申请的表达方式让人感觉“被打扰”。主管说那正是他的本意。他说他“试图阻止某人劫持飞机然后撞向世贸中心”。总部探员回答说这不可能发生，而且他们也不确定Moussaoui是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没有证据表明在911之前，FBI代理局长Pickard或者分管反恐的局长助理Dale Watson聆听过Moussaoui的汇报。领导FBI国际恐怖行动小组（ITOS）的副局长Michael Rolince记得有那么两次在走廊里走过时有人跟他提到Moussaoui，但只是提醒他有可能收到明尼安纳波利斯的电话，抱怨总部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他从未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尽管负责明尼安纳波利斯的代理特工在8月27日打给ITOS主管讨论Moussaoui案件，但后者拒绝向FBI总部中的更高层反应也没有打给Rolince。
8月23日，Tenet局长得到关于Moussaoui案件的简报，标题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学习飞行。”Tenet还被告知，Moussaoui想学飞行747飞机，用现金支付了其培训费用，得知飞行过程中不会开门后很有兴趣，想在飞行模拟器上从伦敦飞往纽约。他还得知FBI已经因为签证到期而逮捕了Moussaoui，CIA正与FBI一起调查这个案子。Tenet对我们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和基地有什么关联。既然是FBI的案子，他和包公或者FBI里的人都没有谈起这件事。Moussaoui出现在美国与2001年夏天的威胁报告之间也没能建立其关联。
911袭击之后，伦敦的FBI官员重新开始请求关于Moussaoui的信息。作为对美国请求的回应，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些基本的Moussaoui的个人信息。英国政府还告诉我们它已经立即要求情报收集机构来找到Moussaoui的信息。9月13日，英国政府收到新的保密信息说Moussaoui在阿富汗参加了基地的训练营。它在当天将该信息传递给美国。如果8月底的时候我们能有这个信息，那么Moussaoui的案子几乎肯定会引起严密而高度的重视。
911之后FBI还得知，千年计划中的恐怖分子Ressam——在2001年时和探员合作——认出Moussaoui曾在阿富汗营地中受训。我们之前提到，911之前，那位明尼安纳波利斯的FBI探员没能说服总部的主管其有足够的证据来申请FISA令状去搜查Moussaoui电脑的硬盘和物品。不论是英国的情报还是Ressam的指认都可以打破僵局。
有理由相信，最大程度的对Moussaoui的调查可以挖掘出他与Binalshibh的关联。这些关联可能将调查人员引向911计划的核心。他与Binalshibh的关联在911之后不久就被发现，虽说找到这个关联也不容易。找到这条线索需要得到德国政府快速和全面的合作，而这也是很难获得的。
但是，Moussaoui被捕的消息一旦公开，可能有劫机的威胁的消息一旦公开，就可能使计划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对Mihdhar和Hazmi的搜索以及对Moussaoui的调查就有可能带来突破口，从而破坏整个计划。
Khalid Sheikh Mohammed
另一个晚期的机会来自有关Khalid Sheikh Mohammed的信息汇总。情报机构是在2001年夏天得到的。但是，KSM，Moussaoui和一个直到后来才被确认是Ramzi Binalshibh的人之间的关联当时还没有被发现。
今天我们已经很容易地将KSM和基地划上等号，但911之前不是这样的情形。KSM在1996年1月因参与马尼拉机场阴谋而被定罪，一般被看成是一个独行的恐怖分子，并和Ramzi Yousef关联在一起。当时我们并不知道KSM和本拉登或者基地之间的关系，所以调查KSM的责任落在反恐中心一个比较小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办公室，而不是在本拉登单元。
另外，由于KSM已经被定罪，他成为逮捕的目标。1997年，反恐中心增加一个引渡部门，来寻找通缉的逃犯。追捕KSM的责任就转到这个部门——这使得CIA可以采取“人盯人”方式——而不是一个分析单元。随着后续信息的出现，此事更重要的是分析而不是追踪，但是没有一个部门承担跟踪这些信息含义的任务。
例如，2000年9月，有一个线人报告说一个叫Khalid al-Shaykh alBallushi的人是基地中重要的副手。Al-Ballushi表示“来自Baluchistan”，而KSM正是来自Baluchistan。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本拉登单元进而寻找更多的信息。在没有找到更多信息后，本拉登单元放弃了。2001年春夏期间出现更多拼图的碎片时，也没有被拼到一起。
第一片拼图是一条令人警觉的信息，牵涉到一个叫做Mukhtar的人，CIA自从2001年4月开始就对他开始分析。那时CIA还不知道Mukhtar是谁，只知道他和基地副手Abu Zubaydah有关联，还有就是基于信息的特征，他肯定和策划可能的恐怖行动有关。
第二片拼图是关于KSM的令人警觉的信息。2001年6月12日，CIA的一份报告说“Khaled”正积极招聘人员走出阿富汗，包括去往美国，去和已经在那里的同伙会面，为本拉登去执行恐怖主义行动。CIA总部根据该报告的细节认为此人就是Khalid Sheikh Mohammed。7月，该线人被出示了一张照片，他认出了Khalid Sheikh Mohammed就是他之前提到的Khaled。
最后一片拼图于8月28日通过电报来到CIA的本拉登单元。电报说，KSM的昵称就是Mukhtar。没有人联想到那年春天传达的关于Mukhtar的报告。这一关联还可能加强6月份提到KSM正招聘人员履行，包括到美国去的报告的重要性。直到911后，才发现Muhktar/KSM和Binalshibh使用的电话通信，而Binalshibh用该电话和Moussaoui通信（见第7章）。在讨论Moussaoui的情形中已经提过，通往Binalshibh的关联不那么容易追踪，还得依靠来自德国政府的大力配合。但是，时间不够了，时间用完了。
时间用完了
正如Tenet告诉我们的，2001年夏天，“系统有红灯闪烁”。全世界的官员都保持警觉。很多人尽其所能来应对威胁。
但是2001年夏天，在这些后来的线索上努力的人中，没有人将他/她收件箱里的这件案件联系到那些惊动了高级官员和总统的威胁报告。因此，这些个别的案件没有成为国家的优先级。CIA主管约翰这样对我们说，没有人看到了更大的场景，没有任何分析工作遇见到了那道闪电，它将雷雨云和大地关联了起来。
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证明计划的进展受到政府行为的干扰。美国政府没能利用基地政府犯下的错误。时间用完了。